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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高质量发展 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

天津财经大学国际MBA北京

天津高质量发展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
丛屹 林芳


近日召开的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天津的重要指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元为纲,对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天津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实施意见并进行了全面工作部署。会议明确指出,天津高质量发展必须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去谋划去定位去推进。“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代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在为新时代天津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赋能”。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讲话的精神实质、思想精髓,准确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探索、研究,是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会议要求、推进天津高质量发展、建设“五个现代化天津”的必然要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提出,是中央审时度势,在新时代,基于四个“需要”的谋篇布局。即,“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和“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概言之,这一重大战略,是针对过去失衡的、“各自为政”的、单一GDP思维的城镇化路径的系统性纠偏,同时,以一体化、现代化思维统筹区域发展,以打造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和产业集群为目标,探索新型城镇化和现代经济体系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放在新时代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我国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的“重头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长期规划,是“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区域协同发展的建设过程,本质上是朝向一体化目标不断探索、实践和改革创新的过程,过程中也总要不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区域协同发展的建设过程中,既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有时为了长期和全局的利益,面对短期和局部调整的阵痛,必须要有壮士断腕、舍得小我保全大我的勇气和毅力,如在产能结构调整方面,要形成共识,敢于放弃粗放增长模式和短期GDP利益,坚定淘汰落后产能、摆脱低端路径依赖;有时面对短期的冲突与困境,必须有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笃志前行的信心和决心,如在产业创新的关键点、关键环节上,绝不能有绕着走或投机取巧的心态,突破难点、掌握关键才是真正的“杀手锏”与核心竞争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努力推进的历史性工程。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自2014年初,中央“谋定而动”,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以来,5年间,中央和三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明确规划、建立联动体制机制、交通一体化建设与产业合作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过去的5年,总体上仍“处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阶段”,越是随着建设的深入推进,深层次的问题、矛盾越会凸显,遇到的困难会越大越多,越需要下更大的力气去突破,越需要用更科学缜密的态度去完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需要下更大气力推进工作”,“必须一件一件事去做,一茬接一茬地干,发扬‘工匠’精神,精心推进,不留历史遗憾”。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系统性的历史工程,必须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系统性工程,要“一张蓝图干到底”。京津冀协同发展谋定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为《纲要》),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为“核”、为“牛鼻子”。近年来,首位城市北京的主动“瘦身”为津冀两地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天津围绕实现《纲要》所指定位,主动配合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主动融入三地互动发展的格局。尤其是,随着北京加速向津冀疏解转移非首都功能产业,天津主动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发挥优势、搭建平台,坚定地进行产业结构方面的“涤旧换新”,中关村创新协作共同体等作用逐渐发挥,转换产能结构已见成效,经济结构中的新动能、新业态也正在快速壮大。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也是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迟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工作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此次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发挥平台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区位和港口优势、绿色生态优势,聚力实体经济的创新升级、提升区域服务能力和协同治理能力,以“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关停并转”“腾转挪移”,而是以“一盘棋”思维、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实现一体化和现代化发展。一体化,本质上要求三地之间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实现规划与建设、交通与信息、市场与产业、科技与人才、环境与社会治理等多层面深度融合的协同,如习近平总书记形容的,“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现代化,本质上要求以“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进一步优化布局、提高协同发展的质量,各地的发展要摆脱传统粗放的GDP思维,要在创新、升级上多下功夫,在协同中实现升级发展,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不能说‘捡到筐里都是菜’,一体化发展不能仅仅是空间转移,要借此机会转型升级、更新换代”。天津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全面打通与京冀两地的协同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在协同发展中,在关键点、难点上主动突破、强身健体,实现“五个现代化天津”的升级,以更好地发挥区位功能、助推区域协同发展大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系统工程,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本质上是一次深度、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必然也要依靠深化改革才能完成。《纲要》等文件的“顶层设计”,必须要靠各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实践探索和改革创新来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路径”探索,是多层次、多领域复杂的结构性调整,既要面对旧有的存量格局的重大调整,又要调动社会和市场中广泛的创新动力不断做大增量,因此也必然是一项艰巨的改革工程。

要改革创新,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理念。解放思想、转变理念是改革开放创新的逻辑起点,改革创新的本质是“破旧立新”,经验主义、保守心态要不得,要打开“脑袋上的津门”,正如此次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的,要“更新思维理念,以更加开放、国际化的思维,推动天津改革开放在新起点上再出发”。其次,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改革创新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只有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科技创新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开放制度环境等方面的深化改革,才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充分调动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最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要改革干部考核和选拔机制,“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坚决清除“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的干部,识别、保护“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的干部,要完善容错机制,为能作为的干部撑腰打气,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

(作者丛屹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林芳为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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